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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慈善事业从根本上说是私人行为。美国人从立国之初就本能地对政府权力过大疑虑重重，其宪法的主要精神之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。对于在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各种灾难，传统的观念是较多依靠自助或互助，而较少指望政府，特别是联邦政府，这也是公益事业和基金会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，这种观念与我国关于政府责权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。19世纪后半叶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各种社会矛盾，特别是劳工问题尖锐化，欧洲各国开始关注社会问题，政府开始采取某种缓和矛盾的初步福利措施。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末，也同样出现社会急剧两极分化，各种社会问题丛生的局面。但是美国较之欧洲一些国家，更少有政府干预的传统，除了1890年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》之外，到那时为止，尚无全国性的有关劳工和企业的政策；再者，美国的社会问题必然牵涉到种族问题，即使是在南北战争之后，在这个问题上联邦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无法控制南方诸州，这个问题的解决还要等一百年；并且，教育文化领域从来就在政府管辖以外。由于这些美国特有的条件，私人公益事业填补了时代急需而政府（包括国会）鞭长莫及的真空。直到20世纪30年代，私人公益事业、私人捐助的地方政府和社区管理的小金库，对满足社会福利需求、发展文教卫生和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包括种族问题，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基金会以其现代化的组织和雄厚的财力在20世纪上半叶的确起到缓和矛盾、稳定社会的作用，客观上对政府有帮助。所以，从本质上说基金会是对政府的补充，地方政府更加对此予以鼓励。   
    美国各级政府一向有给慈善机构减免税的传统。政府认为这样做不但增进社会福利，而且最终是合算的：凡致力于增进健康、娱乐、培养人格的机构一般都能减少社会财产的损失，降低警察和监狱的费用，而且因改善人的健康、效率和道德水平而增加社会财富（这些财富是可收税的）。特别是从事教育事业的机构代替了一部分政府必须进行的工作，而政府的花费要高得多。   
    基金会在工作中不接受政府的指示，政府也无权干预。不过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，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略举几个我们熟悉的名字：   
    ● 腊斯克（Dean Rusk）——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，在两次政府职务之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。   
    ● 杜勒斯（John Foster Dulles）——先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，后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，又任卡耐基和平基金会董事长。   
    ● 邦迪（McGeorge Bundy）——先任肯尼迪—约翰逊白宫安全委员会助理，后任福特基金会会长。   
    ● 加德纳（John W. Gardner）——先任卡耐基基金会会长，后任肯尼迪—约翰逊政府的“总统国际教育文化顾问委员会”主任。   
    ● 万斯（Cyrus Vance）——先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，后任卡特政府国务卿。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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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● 霍夫曼（Paul Hoffman）——福特基金会1950年改组后的第一任会长，同时主持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执行。   
    此外，战后负责福特基金会海外工作达15年的约翰·霍华德（John Howard），二战时曾在罗斯福政府内担任《租借法》的工作，后来又参加马歇尔计划和共同防御援助计划工作。另一名50年代福特基金会的中心人物，“促进教育基金”创办人和空中电视教育项目负责人库姆斯（Philip Coombs），离开福特基金会后任肯尼迪—约翰逊政府的教育文化事务助理国务卿，并著书论文化教育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，后来到巴黎任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教育计划研究所所长，该研究所也得到美国大基金会的资助……至于大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先后在政府任职的更加不胜枚举。这足以说明，基金会在思想上与政府有无法分割的联系，因此有“影子内阁”之称。   
    冷战时期有些基金会曾资助中央情报局（CIA）在东欧的工作以及东非的教育交流、和平队等。这些本都是幕后进行的，后来被参与者发现，遂曝光加盟物联卡公司哪家最好，物联卡加盟还是选中国卡商网。   
    但是，又不能据此认定基金会一定处处都与政府的思路一致。它的主流始终代表美国精英的自由主义、改良主义的理想。